“我没抽，大宁、卷卷，他们都没碰。”赵藤清醒起来的脸上透着一些冷意，目光从我脸上扫过去，阖上，头跌落到枕头上睡着了。

我的焦虑渐渐变成有形的东西游离在我和赵藤之间。

有时候我会翘掉半天的课，坐横穿城市的地铁去他们演出的场地陪着赵藤。去的次数多了，大宁开玩笑要把他们乐队的经纪人炒掉，让我顶上。

他们的经纪人刘哥坐在道具箱上抽烟，看着我咧嘴乐。他比大宁、赵藤都要年长，在当时的我眼里看来，刘哥是一位纯正的“走江湖的”，纯正的“社会人”。

音乐本身对赵藤他们来说是重要的，但对刘哥来说不是。什么样的作品市场会喜欢，参加哪座城市的音乐节、对方主办方什么说法，这些赚钱经反复在刘哥嘴里念，慢慢地也蔓延到了赵藤嘴里。

我在这些谈论间沉默。

有时枕在赵藤膝头，看他拿笔在五线谱上写几段重复性很高、音律简单的段落，我跟着哼上一段后说不好听。他拿手轻拍下我的脑门，说你不懂。

我也许是越来越不懂了。

乐队去拉萨演出的那个月我赶上重要的考试，没办法和赵藤一起去。就在那一个月里，我的不安全感和赵藤的高原反应一起爆发了。

晚上从学校回到平房，我坐在院子里给他打电话。

在外演出，赵藤的时间不固定，四个电话里能接到一个；而我就在那一个电话里向他倾倒被错失掉的那三个电话带来的焦躁不安。

你去哪儿了，你们干什么呢，你们见什么人了？

我穿透岁月，回望着年轻时不谙世事的肖芒，她也做过夺命连环call的蠢事，后来电话最终被大宁接起来：“藤儿挺爱你的，肖芒，你能不能别老这样儿了，弄得他挺难受，影响得整个乐队也不在状态。”

“他呢？”我听见自己急迫的声音。

“送医院吸氧呢，有点高反。”大宁挂了电话。

我这麦芒终于还是把他扎疼了。